学风致远｜刘振兴：天作棋盘星作子

　　科学家精神是什么？是实验室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是演算纸上密密麻麻的公式，是突破难关时的那声欢呼。但这些“高光时刻”背后，更有着无数细微之处的坚守——一种融入日常的习惯，一种润物无声的态度，一种内化于心的品格。为此，北京科协特别推出“学风致远”栏目。在这里，我们将镜头对准老一辈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从一件衣物、一个习惯、一句叮嘱、一次选择中，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微小，却如涓涓细流，汇聚成科学家精神的江河湖海。学风致远，精神永传。正是这些细微之处，凝练着科学精神最本真的底色，映照着科学家最动人的人格魅力。让我们从这些“小事”开始，走近那些伟大而真实的灵魂。聆听他们的故事，汲取前行的力量。

　　刘振兴

　　中国科学院院士、

　　空间物理学家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国第一次登月，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求全，重要的是要突出重点，有特色。我认为，在月球轨道处，行星际磁场及太阳风和磁尾等离子体特性是最重要的。这些仪器中，只要磁场和等离子体的探测仪器具有较高的水平，就会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能研究科学目标中的主要科学问题，取得有价值的科学数据和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是1994年11月8日，刘振兴手写的《关于我国首次探月科学目标设想的建议》。彼时，中国探月事业刚刚起步，这份建言在关键节点上，为首次探月的科学目标锚定了方向。

　　刘振兴是谁？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他做了两件事，足以刻进中国空间科学的历史：一是发起“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让中国空间探测第一次以平等姿态站上国际舞台；二是在中国探月的起点上，用一份手稿写下了“突出重点，有特色”的战略判断。

　　01从战火中走来的“追星人”

　　1929年，刘振兴出生在山东昌乐一个普通农家。小时候的他，对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自然有着近乎贪婪的好奇。夏天盯着满天繁星缠着大人讲牛郎织女，雷雨天追着问雷电的来历，帮母亲喂蚕时也要琢磨蚕的发育过程。

　　这份好奇心本该有一个安静的成长空间。但1938年，日军侵占昌乐，学堂被迫撤销，刘振兴和哥哥只能打着“游击”去上课。他后来回忆，有一次随母亲逃难，亲眼见到同行的一位老人被日军流弹击中，当场殒命。

　　那些画面刻在了一个少年心里。他在2008年回母校昌乐一中作报告时说道：“为什么他们能侵略中国，无非是我们科技和实力不行……国家要不受欺负，必须发展科技。”

　　1950年，刘振兴自学物理、数学，与哥哥双双考入山东大学物理气象系（后合并入南京大学气象系）。选专业时，他和哥哥同时被“呼风唤雨”的气象学吸引——不是因为它有趣，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人才的好专业”。

　　1955年毕业后，刘振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为所长赵九章的研究生。在赵九章的安排下，他从高层大气组转入磁暴研究组，从此跨入磁层物理和太阳风的研究领域。这一步，奠定了他此后六十年的学术方向。

　　02“双星计划”：让中国空间探测第一次与世界并肩

　　在空间科学领域，刘振兴的学术贡献是实打实的。20世纪80年代赴美期间，他提出的木星磁层磁盘模型被国际同行称为“刘氏模型”，写入了剑桥大学出版的《木星磁层物理》。80年代中期，他首次提出流体涡旋诱发磁场重联的新机制，建立涡旋诱发重联理论，被公认为国际上最主要的三个瞬时重联模型之一。

　　但真正让刘振兴在中国空间科学史上留下不可替代位置的，是“双星计划”。

　　1983年，欧洲空间局提出“星簇计划”，用四颗卫星在极轨轨道上探测地球磁层。1990年，刘振兴代表中科院空间中心申请加入该计划的数据系统，获得通过。但参与别人的计划，和拥有自己的计划，是两回事。

　　1997年初，刘振兴提出了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用一颗赤道卫星和一颗极轨卫星，对地球磁层进行独立探测。这个构想很快引起了欧空局的注意。同年11月，欧空局派出以科学项目主任为首的代表团到访北京，听完中方报告后，双方当场签署了“双星计划”与“Cluster计划”的合作协定书。

　　这次合作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地球空间的六点协调探测，让中国空间物理研究获得了大量先进的探测数据，也实质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空间物理界的地位。2004年，“双星计划”被评为中国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双星-Cluster团队后来获得了国际宇航科学院杰出团队成就奖——这是中国首次获得国际航天领域的重大科技奖项。

　　“双星计划”开辟了我国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卫星探测之路。从跟踪参与到平等合作，再到主导一方，刘振兴走完了这条路。

　 03一份手稿，写在探月事业的起点上

　　回到那份1994年的手稿。

　　20世纪90年代，全球第二轮月球探测热潮兴起，中国正式开启深空探测准备工作。1994年，欧阳自远、褚桂柏等专家完成国内首份完整的月球探测可行性报告。正是在这个起步期的关键节点上，刘振兴仔细研读了探月方案，写下了那份建议。

　　他在建议中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将“日地物理探测”和空间环境探测两个方案合并。理由是，二者在学科上本来就是统一的，合并后科学目标更加明确和先进，能“取得更大的科学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易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更见功力的是他对现实条件的清醒认知。当时国内高精度探测设备尚未成熟，他提出与奥地利、法国合作，借成熟仪器完成首次探测，同时依托合作培育本土团队。在载荷重量和功耗上，他逐条核算，严格区分绕月轨道和软着陆两种模式的仪器配置。

　　在建言的结尾，他写下了一段至今读来仍觉清醒的话：“我国第一次登月，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求全，重要的是要突出重点，有特色。”他认为，行星际磁场及太阳风和磁尾等离子体特性是最重要的探测目标，只要磁场和等离子体探测仪器达到较高水平，“就会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这不是一份泛泛而谈的建议。它是一个空间物理学家用自己的专业判断，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工程划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边界。

　　2016年3月23日，刘振兴在北京逝世。他没能看到嫦娥探月工程走到今天这一步。但他留下的东西，比一份手稿更珍贵深远。

　　从昌乐乡间那个追着雷电刨根问底的少年，到写下“刘氏模型”的磁层物理学家，再到“双星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刘振兴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为中国的空间科学走出大气层，看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