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的科学家｜程开甲：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

　　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册《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这一小节，试图教会学生们思考这个问题。

　　课本给出了程开甲的故事作为回答：“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人生追求的看法，我说，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

　　1918年出生，2018年去世。程开甲的人生轨迹，在1960年夏天被一张纸条彻底改变——那张纸条上只写了一个地址，以及一句话：明天来北京报到。从那一刻起，程开甲这个名字就从学术界“消失”了。

　　这一消失，就是二十多年。他去了罗布泊，去了马兰，去做了“中国核司令”。“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句话，说的就是他。

　　一次回国，一生为国

　　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的富商之家，祖父给他取名“开甲”，盼他登科及第、光耀门楣。他确实没有辜负这个名字——1937年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最终选择了浙大。在浙大，他遇到了一整支“物理系王牌军”：束星北、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校长是竺可桢。

　　1946年，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恩。两年拿下博士学位，随后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待遇优厚，前途无量。

　　如果只看这些，程开甲的人生目标可以很“舒适”：留在英国，做一流物理学研究，过体面的学者生活。

　　但在1949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在电影新闻片里看到了一个画面。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不顾人民解放军的警告公然挑衅，被炮火击中，升起了白旗。

　　程开甲坐在电影院里，内心翻涌。当他九十多岁时回忆起这一幕，仍然抑制不住激动，说了一句“我就知道，我们有这一天能够这样子的”，然后掩面而泣，良久不能言语。

　　一个在异国他乡做着顶尖物理研究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因为一艘外国军舰在中国的长江上被打跑而痛哭？因为他心里一直清楚一件事：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拿到博士学位后，程开甲婉拒导师挽留，回到中国。他先回浙大任教，后调至南京大学物理系，出版了 《固体物理学》——这是中国第一部物理学专著。

　　在“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这个命题上，程开甲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个人的学术前途，永远服从于国家的需要。一张纸条，他“消失”了二十二年

　　1960年夏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个地址，叮嘱他第二天就动身去北京。

　　纸条上没有解释，没有说明。程开甲也没有多问。

　　从那一刻起，“程开甲”这个名字连同他即将投身的全部事业，一起沉入了国家绝密档案。此后二十多年，学术界再也找不到这个人。

　　程开甲到底去了哪里？他去了核武器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主要负责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1962年，44岁的程开甲出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场的技术总负责人，拉起了一支200多人的核试验突击队。

　　在此之前，为了配合国家需要，他已经在十年内四次转换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相对论到固体物理，从金属物理到核物理，每一次转向都意味着放弃已有的积累，从零开始。他的态度只有一句话：“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需要我做什么都行。”

　　核试验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即便是在核大国，也得靠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大量人力物力，才能顺利推进。而在彼时物质、人才条件匮乏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究竟要怎么爆？

　　当时，苏联专家建议用飞机空投。程开甲在小黑板上反复计算后，否定了这个方案。他的判断很清醒：第一次试验，必须“一次成功，万无一失”。空投的同步和瞄准难度太大，飞机安全也无法保证。

　　他大胆提出用百米高塔引爆。于是，戈壁深处竖起了一座102米高的铁塔。

　　1964年10月16日15时，强光闪过，蘑菇云腾空而起。指挥所里，张爱萍将军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我们成功了！”电话那头，周恩来问了一句极其冷静的话：“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程开甲。他根据各路测试数据快速估算，给出了答复：“根据数据可以肯定，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为2万吨。”

　　爆炸几小时后，防化兵进入爆心。那座重80吨、高102米的铁塔，化为了一堆细细的“面条”。而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拿到的测试数据，比美、英、苏第一次试验时都要完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走进了核爆后的爆心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是程开甲“罗布泊时间”的开始。

　　此后二十多年，他主持了30多次各类核试验——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

　　20世纪70年代，核试验转入地下。地下核试验测量精准、数据可靠，但对人的考验更大。在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后，程开甲和朱光亚决定进入爆心实地考察。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中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技术人员拼命劝阻程开甲不要进入坑道——洞内温度极高，辐射严重，随时可能坍塌。程开甲反问了一句：“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他穿好防护服，在刚刚开挖的小管洞中匍匐前进，最后进入了爆炸形成的巨大空间。他一边观察，一边嘱咐科技人员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

　　有人问程开甲怕不怕。他没有正面回答“怕不怕”这个问题。他的逻辑是：如果不到实地看，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数据就可能不准；数据不准，下一次试验就可能出问题。

　　程开甲负责的30多次核试验，没有出现过一次安全事故。同事们叫他“程瓦特”——意思是，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他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

　　从1962年穿上军装，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程开甲把整整二十二年的时光埋在了马兰的风里。他的名字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直到1999年，国家授予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名单里出现了“程开甲”三个字。掌声响起，那个在罗布泊深处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才真正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结尾

　　2018年，程开甲去世，享年一百岁。

　　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回到课本里那个问题：一个人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目标？

　　程开甲的答案不在课本的那几页纸上，而在罗布泊的风沙里，在那块写满公式的小黑板上，在那件穿了几十年的旧背心里。他用一百年的人生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目标，不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愿意为什么样的事奉献自己。

　　从1960年那张纸条开始，程开甲就把自己交给了戈壁，交给核试验，交给一个当时还看不见轮廓的“强大中国”。

　　“黄沙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这两句诗，写的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