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展（北京）

会展信息

展览名称：公众领地：国际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展(“2004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专题展)

龙-沈少民-装置作品

策展人：渠岩

总策划：苏丹

学术顾问：郑曙阳 黄笃 翁剑青 殷双喜 魏小明

参展艺术家：赵半狄 苍鑫 马晗 邵帆 吴高钟 金江波 史国瑞 崔笑声 傅新民 苏丹 吴小军 刘宝成 王国锋 邢俊勤 师建民 沈少民(澳大利亚) 于历战 杨冬江 Richard Goodwin古德·温(澳大利亚)

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展览地点：首都规划展览馆(前门火车站东)

展览时间：2004.9.20-10.6

论坛地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论坛时间：2004.9.22

关于“公众领地”

策展人：渠岩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的国际建筑空间艺术展览，以“公众领地”(Public Territory)为主题，通过艺术家来做出阐释，无论是作为向公众开放的当代艺术，或者是当代艺术通过公众传达交流，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要体现我们现实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反映出当今社会政治的民主意识和多元化的公众自觉精神。可见，公众领域并不单是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实体空间，它同时也是一个被附加了许多外在属性的文化范畴。

艺术家对公众领地的延伸与拓展，标志着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开放步伐，使社会唤起对公众意识的逐渐认识和觉醒。大众将可以合理有效地争取支配和享用公共空间的权力，并且对公众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和推动。

公众空间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所开创的关于民主社会的定义，他认为最早的公共领域应该起源于奴隶制时期的广场集会，它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相互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就是指“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哈贝马斯强调在这种不受各种外界因素侵扰的自由空间里，大众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这个领域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市民之间可以进行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

在哈贝马斯所倡导的理想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担保人的角色，是自由保障的权利机关，而不能妄加干预。他所主张的公共领域，是让人们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

桥-古德.温-金属结构作品

中国的公共空间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有区别的，中国传统的公共空间是相对封闭和缺少氛围的。我们从中国传统城市的城墙和院落的围合方式上可感受到这一点，“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哲学多少也体现出生存空间的封闭和保守。

中国乡村的公众空间是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它产生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联系，并沿续着传统社会人际交流的特殊方式。这些社会联系和相互交流的方式也属于某种公共性质，因此构成了社会学意义的乡村公众领地。乡村公众领地形式多样、变化各异。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公众领地有着许多差异和变化，从农耕文化居住群落自然聚合形成的院落场所，到西北游牧民族以迁徙方法随处而居的临时栖居地，都因呈现出自然的心理认同和社会信息的共享的便利而被公众接受，从而演变成了乡村和游牧社会形态各异的许多公众领地。

中国乡村典型的公众领地有乡村戏台、祠堂、农村集市和村头树下的聚集。乡村戏台是村民欣赏和表演民间艺术的场所，民俗节目与社戏也经常在此举办。祠堂和家庙则是家族宗法祭祖仪式和宗族议事的场所，这种围绕着祖宗祭祀所形成的家族领地，发挥着建构亲缘关系与伦理秩序的功能和作用，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最典型与最特殊的制度化领地。村头树下的聚集地是村民自由表达思想和交流信息的场所，这种自然形成的公众空间也容易形成各种信息和资讯的来源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的公众领地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成了聚会的场所，成为政治性社区的公众领地。随着社会的发展，旧有的公众领地和社会秩序也随之变化。乡村中以人的活动为基本条件的公众领地开始逐渐扩大，形成更大更开放的精神交流的共同领地。具有浓郁民俗特点的婚丧嫁娶的仪式，就成为人气最为聚合的流动性的公众领地。在这种非正式的聚会中，四邻八乡的亲朋好友彼此见面，互相交流和沟通。这种聚会的普遍方式和场所，部分地弥补了乡村公众领地的匮乏和不足，从而满足维系了乡村公众性精神互动的需求。

中国城镇的公众领地也是由乡村的公众空间拓展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公众领地也呈现多元化现象。老北京的天桥是市民社会展示民俗和市井文化的场所，江湖艺人和市民阶层均可在此感受生活百态。皇宫广场则是古代帝王举行仪式庆典的场所，公众是无法享有这类权利空间的。如今的新中国，已将这类场所开辟为市民参观休闲的公众领地。

在急风暴雨的文革时代，公众空间则被改造成革命运动的集会场所，一切城市空间和公众领地均被彻底改变成政治场地。公众只能在此举行狂热的革命活动和激烈的辩论，他们被全面剥夺了生存空间的自由和活动的自由。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急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和生存空间。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运动，使城市既日新月异，又面目全非；既令人惊喜地使我们改善了生存环境，又令人伤感地失去了我们赖以依存的历史记忆。在全国各地蔚然成潮流的城市改造运动中，城市美化运动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另一方面它所营造的合理性也令人质疑。当下的事实与大众的理想相去甚远，有些城市和街道被一轮轮地进行着大规模的重新“改造”，其过程市民根本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甚至在一夜之间，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居所被强行圈掉，休闲活动的公众领地被推土机铲平。自然生长的人性空间突然变成了千篇一律的花园景观和无数个不准市民亲近的异国草坪。城市的建设和公众空间越来越让人感到是为了供他人观赏，而不是用来为公众所使用，使人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和隔膜感。一轮又一轮的城市竞赛相互攀比着追求豪华气派，超规模的景观广场和世纪大道比比皆是，泛滥成灾的大草地、大绿地蔓延成风，很少考虑从人性的尺度、人性的功能出发，离大众的情感距离越来越远。事实上，大众绝不仅仅需要供观赏的超百亩的绿地，而盼望能在社区之间建造小型实用的街心花园和交流空间。毫无节制的城市改造运动，使人们离人性化居住越来越远。这里既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又在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上采取了漠视的无知态度。

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短短数十年间被改变了城市的文脉，被改变了城市的历史线索，迷失在城市的记忆空间里。在我们手中，掌握着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轻而易举地改变公共环境的权力。而我们其实已无路可走，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相信可以通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截断历史的脉络来达成新的理想。如果我们不能迫切地恢复我们观念中的历史责任感，如果我们不能为之做出切实的努力，那我们所有的理想都将迷失在我们新的灾难之中，迷失在我们为所欲为的行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