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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0月24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服务意识，敬业精神
王玉平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
北京自然辩证法从换届以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在这里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秘书处，对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两年做的工作表示祝贺，对这种敬业的精神表示敬意。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几年来，应该说从经费、活动规模、活动范围、活动内容、研究的深度，在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的指导下，有所进展，包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专刊等一系列活动。另外，每年开一个规模比较大、在学界影响较大的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包括各界代表和研究生代表，在座的好多研究生已经参加过。我们每年一届的研究生论坛，请各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发表优秀论文，参加比赛，来促进自然辩证法研究，促进自然辩证法团队的发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尽量做好这方面的服务工作。
就研究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我觉得倡导学术研究“为国服务”，为此，研究会的秘书处就必须有为广大理事和会员服务的意识，这种服务意识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敬业精神。愿意以“服务意识，敬业精神”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勉。预祝今天的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是创新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义副理事长）
今天很高兴参加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新一届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王鸿生教授的主持下很活跃，也做了很多工作，学术活动很有起色。
今天会议的主题选得非常好。中国当下已进入新的阶段，30多年的发展，使我们国家从过去感觉非常穷变成现在所谓“不差钱”，当然也不是非常富，但变化的确非常大。那么下一段怎么走法，我觉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30年前如果不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我想不太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有一种新的更开放的思想，我觉得在未来的30年，再回过头来看，大家也就会觉得遗憾。我想，我们应当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国家的发展，在未来实现党和国家制定的规划，到2050年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经济总量可以世界第一，在世界的各个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中国梦”。我们现在有中国梦，外国人都是说，现在到哪里去是最能够挣钱的呢？最有发展可能的呢？到中国去！这次金融危机，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具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像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他们都是比较拮据的，但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讲要好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相比状况要差些。所以说中国梦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提出来了。但我觉得外国人的中国梦，还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梦。尽管一些人以此为自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是要实事求是。外国人的所谓中国梦，只是说在中国有机会，到中国来他可以挣钱，可以有发展，但是他并不把中国作为一个理想的所在地。我觉得这跟以前有些人说的美国梦不同，所谓美国梦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原来欧洲的人，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到美国去。他们觉得美国是生存最好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发展，最好是能成为那里的一分子。我觉得这样一个美国梦，我们可以很好地去对比和反思一下，把今天的“中国梦”也朝这个方向转一下，也就是让未来的中国成为培养、吸引创新人才的地方。我个人没什么美国情结，但对美国一些东西有些思考。比如美国现在每年有50多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美国理工科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外籍。而在外国人取得的博士学位中，有五分之一强是中国人。但中国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80%以上是留在美国了。他们是希望留在美国，争取留在美国，最后也留在了美国，这就是这些人的美国梦。我觉得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国最好的学校，国家花最大力气支持的大学是北大和清华，过去20年的统计，北大、清华最好的理工科学生，80%去了美国，而去美国学习的80%都留在了美国。
中国的确是有了很大发展，我们有了一种变化。但我觉得还应有一个更彻底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未来30年应比过去30年更加有声有色。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要创新。我们现在创新讲得最多，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最高领导到小学生都讲创新，但实际上我们的创新相对还是不足的，甚至是非常不足的。比如，要创新肯定要解放思想，要开放。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开放，才能创新，才能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涉及创新型经济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经济是发展的主战场，关键是人才，还要是创新型人才。这是人才观的转变。过去我们说中国大学生少，美国约30%的适龄人可以上大学，我们过去这个数字只有4到5%，现在已经有超过20%的适龄者可以上大学了。但这个数量虽然上去了，其他方面未必也跟上了。我们现在每年招五、六百万大学生，这么多，状况怎么样呢？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还是参差不齐，其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开放、解放思想，营造创新人才出现的教育环境。如果没有好的教育发展环境，如果人才都急功近利、蝇营狗苟，怎么可能承担国家下一阶段在新平台上发展的任务呢？总之，如果不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创新型人才，我想，我们不管用什么口号，不管有什么样的愿景，经济也不可能从比较低端、中端向更高端发展，也无法成为创新型的国家，无法实现我们的那个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在于中国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
目前，已有很多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愿意到中国长期居留，同时希望能加入中国国籍。但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比较少，尤其是外国优秀的高端人才入籍中国的还比较少。让外国优秀的高端人才入籍，这个政策美国早就有，欧洲一些国家也这么做。日本过去比较封闭，现在也在这么做。人才战略，一定要培养自己的高端人才，要吸引我们出去的人才回归，同时应该开放接受外国的高端人才。美国居然能够把36%的博士学位授给外国人，他能这么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们说美国的科技创新靠世界其他国家人才资源的支持，其中包括中国输出的人才。目前的情况是人家做得到，我们还无法做得到。你要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不就成了世界大国了？所以，有的人在讲，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得诺贝尔奖，有8个拿诺贝尔奖的华裔全都是美国籍了。中国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未来若干年会有很多中国人拿诺贝尔奖。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想中国的确就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国家，甚至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我想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为这一天到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北京---建设创新型都市的构想
林坚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编审，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新北京”也是一个梦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提出几个要点：设立京津都，建立国家行政中心，开放中南海，建设京津铁路枢纽。
第一个，设立“京津都”。这个概念从历史上就有，清朝就有京津概念。“都”是大都会、大都市，涉及国家区域最高范畴，首都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天津联系在一起，设立京津都，包含北京、天津、三河、大厂、香河、秦皇岛、廊坊。早有人提过，穆学明提案将北京和天津合并；吴良镛主持“大北京规划”，涉及京津冀；农工民主党也提出过，大北京地区考虑“流域经济”，包括上游张家口，直到下游塘沽等地。“京津都”可以包含天津和北京，还有三河、大厂、香河这些地区。有必要把这个地区整合起来，设立京津都，因为现在北京、天津相距130公里，可以形成北京天津优势互补，形成“一都双城”格局，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充分发挥首都战略作用，对中国格局将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如果把秦皇岛放进京津都，加上天津新港，就有两个出海口，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第二个设想，建立新的中央国家行政中心。为提高决策和行政运行效率，建议设立中央国家中心办公区，选址考虑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燕郊、三河、大厂、香河一带，这里处于中间地带，原来属于河北省，改成中央办公区，重新规划，解决首都地区面临的问题，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提出几个设想，一个党的机构调整，现在有的机构设置比较多，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党内事务部，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而现在的中央宣传部实际上在管理文化事物，这方面的职能可以转给文化部；政法委员会职能可以归到这里。二是外联合作部，包括目前统一战线部、对外联络部的职能。协调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应该自己筹经费；包括处理与国外政党的关系。三是纪律监察部，承担纪律检察委员会的职能，这就是我们说治党要严，加强队伍建设。
关于政府机构设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人力建设总体部署设置政府机构。政治方面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司法部。经济建设包括财政税务部、商务管理部、交通运输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农林牧渔业部、建设部、金融监管部等。文化建设方面，包括研究开发与教育部，可以把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知识产权，教育整合在一起；文化部包括现有的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等。生态建设包括环境资源与能源部，包含环境保护、国土资源、能源、水利、海洋、地震、气象、旅游等部门。人力建设包括人力资源部，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这样就是真正实行大部制，可以把发展改革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发展总体规划和协调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可以分别划归国家规划委员会和商务部管理。这样，国务院共设置21个部委机构，可以把27个部委、13个直属机构都包含在内。
为此要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在新址燕郊、三河、大厂、香河一带，建立国家行政中心，配套功能，明确职责。当然不必把所有的中央机关放在一起，这个需要具体的考虑。
第三个设想，开放中南海。历史上中南海是皇家园林，属于文化遗产，把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改造为人民的公园，和北海公园连在一起，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树立北京新形象。
第四个设想，建设京津铁路枢纽。在新的国家行政机关中心区所在的大厂、香河一带建设新的铁路线，以东经117度为轴线，分为上行、下行两条线，上行京津到满洲里，下行线京津到汕头。这两条铁路线可以经过几个省市，全程经过北京、河北、内蒙古；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市，大站可设：满洲里、沧州、济南、曲阜、徐州、蚌埠、合肥、安庆、景德镇、鹰潭、龙岩、汕头，等等。这样可以缓解交通的压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实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实践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应该确认主人翁的意识，敢想敢说敢干。也许是梦想吧！
关于北京发展创新型经济的三点思考
李建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
近年来，北京关于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和创新型乡镇的建设提的比较多，而且在国家层面上，提到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性乡镇，创新型企业，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很高，反映出决策者、研究者，各界对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增长方式和社会治理机制的探索和渴望。创新，作为一种基于知识资源进行财富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行为和活动，实际上应成为整个社会化解各种危机、应对各种挑战的基本策略。
北京市近年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相当高，奥运经济形成拉动效应，使许多决策者、企业家和社会公众开始看到北京发展创新经济的优势和巨大潜力。但开展创新经济，有效推进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对创新经济核心资源和运行机制做一些探讨。
首先应该强调，创新型经济是一种“知本经济”，也是所谓知识的资本化。企业非常重视资本，国家非常重视知识，也强调人力资本，这都是前提条件。当代社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深入发展，财富创造机制发生了变化。相对讲，就是过去的资本和生产场地等，实际上成为财富创造的基础性资源，主导性资源和核心资源则是知识、技术、核心创意。在创新经济时代，技术、知识、创意等构成了无形资产。知识资本，智力资本，成了财富创造的核心要素。一些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像微软，都善于将各种知识、智力资产转化为经济优势。一些有这方面优势的城市和国家，可能在创新经济中居于价值链的高端，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和持续发展的优势。
第二，创新型经济的实际上是创意经济。关于创意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各个国家也都非常重视。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发展也都证实，比如日本，现在最挣钱的出口商品实际上不是汽车和电器，而是通俗文化产品，像流行歌曲、偶像电视剧等等东西。还有许多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制造业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自己着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所以，有的研究者讲，随着互联网全球化带来很多创意。实际上，创新包括实施正确的创意，并以创记录的速度将它们推向市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创意经济发展的非常火，商业的创意化也是非常突出的。有些企业招聘员工，过去可能非常重视工商管理硕士，现在非常重视艺术类硕士，因为许多部门要跟客户打交道，或者要设计一些产品等等，有艺术修养的专家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优势。
第三，创新型经济实际上也是创业经济。在这个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创意和价值设计成为经济增长亮点。而且个人通过创意来设立企业或者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机会也增多了。所以，许多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尝试通过创新、选择创业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这类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自主创新，实际上成了一种社会常态，政府政策在这方面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
最后，我提出北京发展创新经济的三点建议：
第一个就是：创新经济是一个知本经济，是知识资本化，政府在一些制度规范上，要有利于知识的资本化，这方面可做一些制度方面的创新，比如加强知识资产的价值评估，建立各种各样的服务机制，包括改善知识管理。
第二个是发展创意经济方面，要求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要强调艺术教育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还要加强学生的技术经营理念和创意创新培训。比如，北京现有创意资源很多，可对大学生开放创业孵化园，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创业资源和服务，可能培育其创新创业意识。另外，可为大学生创业发展启动小额贷款，促进大学生创业。
最后一点，北京要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尽可能让北京成为创业家的栖息地，在政策上应该真正落实到位，使北京变成一个创新经济的基地，中国最有活力的创新型城市。
网络技术的一个关键创新
刘二中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今天，互联网在我们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为巨大。我主要讲两个例子，一个是网络技术为什么它的传输能力这么大？其实它的基础有一个重要的硬件，就是光导纤维，现在我们网络为什么传输这么便宜，国外打电话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是沙子做的传输，比过去用电缆便宜上万倍，这个技术突破怎么来，我们一个华人叫高锟，上海人，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我1998年出版的《技术发展史》（2006年再版）谈到通讯这一段，用了比较显著的篇幅介绍高锟的东西。我每次讲华人里面对世界有重大影响就是高锟，结果没想到，我8月份讲课，他今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发明光纤，其实这个光纤在19世纪末，1870年，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就想到了，想到了但是没做出光纤。能不能传信号，比较麻烦。你弄一壶水，在壶里面安一个小灯泡，弄了一个小光源，往地上倒，发现水柱落到地上的光非常亮，说明光可以约束。1930年，另一个德国学者做了石英纤维，发现能传导光，但这个应用很困难。到1951年，一个英国科学家利用纤维素做内窥镜，这个我们知道。后来发展到用化学纤维、有机玻璃做纤维镜，为什么用它传信号有困难？结果发现，玻璃无论如何纯，光信号一般传递到几米就半衰了（信号衰减一半），做不好几十厘米就半衰。普通玻璃几厘米就半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无数工匠提高光纤质量解决不了，怎么让高锟一下解决了？高锟是上海人，解放前夕到香港，他特别喜欢物理，香港没有理科大学，他跑到英国去学，他特别喜欢，所以理论物理学的非常透。爱因斯坦已经解释光是受激辐射和吸收光，这个原理高锟很清楚了。他一毕业，到通讯研究所，给他一个任务，研究什么方法能够特别用很高的通信量来传输信息。因为从通讯电缆传输的信息，波很有限，他最后想到光纤，光纤几米数据就完了，怎么办？他进行了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并1969年发表了文章，认为可以使光纤传递信号的能力有极大增长。
于是他到处去推广，后来美国康宁公司搞玻璃，也搞光纤，就接受他的思想，然后做实验，70年，71年做实验觉得有点戏，76年在亚特兰大做光纤，发现光纤传递非常好，发现可以非常好地传递几百公里，当然还有其他技术的辅助。被传递的信号有半导体激光信号，还有很多激光信号，都在一根光纤传递。这样就解决了传递信号的容量问题。正是因为光导纤维的发明，我们今天进行手机或者互联网通信，密度再提高几百倍也没有问题。所以，光导纤维技术导致了互联网革命。如果没有这个技术，我们今天互联网上信息传递，收费比现在要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科研管理要“尊重自然”
任振球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研究的涉及科研体制问题。我这几年和科技部打交道比较多。现在科学管理体制是最落后的，比经济还要落后。咱们讨论过真理的标准跟实践的关系，在这里似乎没有了，不要了。比如,这方面国外有一套，但在中国是不是都可行?符合中国自己的情况？或者说,是否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不要实践检验?我的体会，只有实践检验才能鉴别真理。胡锦涛在汶川地震一周年讲话非常重要，他在2008年讲抗震救灾，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到今年一周年，他讲尊重自然。这么一改非常好。这个自然界是第一性、客观的。人们的科学理论认识，包括政治方针，好不好，对不对，都要经过实践来检验，所以尊重自然很重要。因为自然才是最根本的，人们的理论、科学都是第二位的。所以，在科学管理体制上，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把自然放第一，要记住老子讲的“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非常好，提出尊重自然，和尊重科学不矛盾，但是尊重自然更深刻，意义更大。
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
徐治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教育普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创新，关键在社会政策层面。我们国家实行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实行十多年，虽然当初（80年代）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都没通过，因为传统有影响，现在已获得整个社会的共识，学理和法理层面也一直在深入。知识产权制度与科技创新有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科学技术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形成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比如，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是科技发展促成的。众所周知，最早的知识产权制度是1623年英国的专利法，垄断是它的核心，知识产权制度支持获取暴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有大量的科学原理被发现和应用，带来很多功利性的经济利益，所以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
科技发展造就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就是在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发达的国家，知识产权体系的完善也是几起几落，一个阶段发展，一个阶段限制，一个阶段又发展。发达国家根据当时经济历史条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增加了，对知识产权的主体扩大了。比如现在，随着科技发展，科技开发研究的人数增加了，很多的科技内容都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保护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原来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制造权，使用权，销售权，现在增加了很多知识产品的链接，进行捆绑，保护区域在扩大。还有很多公共知识产品也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包括基础科学发现。所以，现在的大科学活动功利性增强，对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产生需求动力。这是科技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正面促进作用。
第二，知识产权制度也对科技知识的传播起到限制和阻碍的作用。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有私权和公权的关系，要求限制知识的传播。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从科技伦理的角度，对一些知识进行产权制度规范。这也制约了知识的传播。还有些知识的传播，要受到法律、社会惯例、风俗规则的制约。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对科技发展起了法律确认的作用。它对科技发展也有资源配置、激励、规范引导的作用。从“学理”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可以看到，它在三个维度上规范科技的发展。比如，专利讲长度、宽度、高度。长度是专利保护期；宽度是技术模仿限度，技术水平的高低；还有高度，是创新的程度。
在当代中国，应选择怎样一个科技政策和法律制度呢？从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来看，我认为，总体来讲，目前整体上还是要适当地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为什么说适度加强？因为我们面临的国际态势如此。发达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早就有计划、有目的实施一种专利保护战略。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跨国公司就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你没有意识。比如摩托罗拉公司，先是以子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而不是以摩托罗拉的名义。到90年代初，就把子公司专利权人统一变更到总公司名下。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包括90年代DVD打的官司，跨国公司都是采用这样的策略，是等你做大后再找你算账。
就我国的大企业而言，也有不少专利成果和研究成果，应加强知识产权的意识，要想到世界分工，想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许多知识产权还可到美国抢滩，在那里实施自己的专利。
“低碳经济”观念的形成和影响
蔡永海
（北京化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我主要讲低碳经济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的情况，再结合国内情况，谈谈北京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就国际层面看，低碳经济，这个词汇最早见到的政府文件是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这个词定义目前尚未统一，而且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它的内容。但主流的观点谈低碳经济，实质就是指尽可能最小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体。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其实缘于一个结论，就是全球温室效应产生的原因，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解决对策，想在全球范围倡导低碳经济，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手段。
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就达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公约，就是全球气侯框架。这个框架之后，进入实质性的进展是《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2005年进入实质性生效，它实际上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开端。《京都议定书》只规范2018年到2020年减排的机制，包括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减排。从经济上讲低碳经济，最早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杜拉斯·斯特恩，他写过报告，他说用全球1%的投入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话，未来每年GDP的5%和2%的损失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到2007年的时候，有后《京都议定书》的新安排，这得益于联合国气候大会，是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试图对温室气体减排做出新的计划和安排，这号称为“巴厘岛路线图”，要求未来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5%到40%的程度。因此，这导致2008年世界环境主题就称之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因此我们说，达成了全球共识。在全球共识的基础上，有人甚至把“低碳经济”说成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升为革命性质，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对前三次工业革命，称之为新能源革命。从它的经济运行机制看，就是实行低碳交易。低碳交易就是用市场化手法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包括低炭能源，低炭技术，低炭产业体系，低炭产业。这要发展清洁能源，像风能、电能，以便替代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低炭技术包括清洁技术和二氧化碳捕捉，储存技术等。低炭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循环经济、资源回收、节能材料。所以，低炭经济起点就是要统计炭源，还有炭分配配额的问题。
目前来讲全球范围，有资源减排，也有CDM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就是CDM机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符合CDM机制。CDM机制要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但目前，还是发达国家引导了低炭经济的主流。所以，一些规则受控于发达国家。那么，北京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发展，就有城市发展主打低炭牌这样一个整体思路，或者进入一个低碳的时代。我们国家从政府角度，正好也有十二五规划。其实，主打低炭牌、北京后奥运、新北京建设、科技北京、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等发展思路都是一个方向。北京目前讲节能减排，或者发展低炭经济，具体可以在垃圾填埋、房地产、城市照明领域内大力研发。其次，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炭产业。还要提倡低炭消费，提倡社会环境建设，最后把低炭北京建设与低炭中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注解：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的英语缩写，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环保合作的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机制。该机制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发达国家抵销国内温室减排高成本的指标。由于加拿大政府在《京都议定书》后努力寻求通过CDM机制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也在为减少温室排放而探索更为广阔的国际合作方式，因而有了两国政府间共同签署的中加合作宁夏CDM能力建设示范项目。这一合作项目是两国政府共同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承诺义务，共同开发利用CDM，以加拿大政府赠款方式支持中国CDM建设的一个具体步骤。来源：中国广播网）
创新体系和创新人才
卢继传
（人民日报理论部原副主任）
创新理论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把生产要素、生产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按照他的理论，创新体系包括科学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等。科技创新是核心，我们为什么提出科教兴国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创新、科学创新、管理创新，关系密切。科技是生产力，管理也是生产力。没有管理创新，科学技术转化是不可能的。文化创新是灵魂，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根本理念。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是保障性的东西。制度、组织要经常调整，谓之创新。过去的组织、制度，很长时间变不了，那是不适应创新的年代。创新是系统工程，创新体系都在起作用，否则就可能半途而废。科技创新离开其他方面不能成功，创新是人才、组织互动的结果。技术创新能否得到组织和社会平台的支持，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创新体系要求我们注意人才的培养。
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出现，由很多因素决定。创新人才，有激情和创造力，有独立的人格，敢于独立思考，积极发展，积极创造，同时要能耐住寂寞，坐冷板凳，坚忍不拔，这不容易。创新人才一般都有奉献精神，还要具备领导能力，有团队合作的精神。温家宝总理对创新人才还特别强调，他们是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对人才要求越来越高。除专业知识和他的能力外，还要培养爱国主义，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报效祖国等观念。从教育角度来说，是德育为先的理念。这是创新人才的全面素质要求。
现在的教育体系不适用培养创新人才。比如说，我们在某些领域，科学家也在做前沿的研究，但追踪比较多，研究新方法、新理论的创新几乎是空白的。另外，教育跟不上，很大原因来说，官本位和行政化把学校变成了类似政府的部门。学校应成为一个学术至上、学生至上、教学至上的单位，和国家行政区别开。所以，创新还有一个社会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奖励制度问题。从管理学角度说，奖励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创新人才，在一些研究上，得不到一些鼓励，他是坚持不下去的。不给他平台，他也无法把研究付诸实践。所以，目前我们中国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现在学校的形势，大量的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工作可做，这个怎么办？现在学校超负荷招生，不负责任，不承担学生分配问题，人才白培养了。因此，我们教育上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心灵和谐，利于创新
李传俊
（卫生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在创新人才培养中，要注重构建和谐的心灵世界。缘由是这样，北京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每年都对15万公务员和直属单位事业单位的干部进行培训，培训每年都有一本书，然后有录像，去年题目是创新城市建设，以思维发展为题。后来市里的人说，一定要加一个构建和谐的心灵世界。我参加这个写作调研，最后形成一本书，而且9个教授讲课的录像全部由电视台录了，作为北京市干部继续教育和再学习。
在调研中我发现一个问题，而且也与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同志达成共识了，感觉到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离不开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发展，关键在于思维上的创新、观念上的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思维、观念的创新，又跟每人的心理健康有直接关系。所以，调研当中发现的这个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今年（2009）医学上最有名的杂志，叫《柳叶刀》，英国最著名的杂志，报道中国现在人当中，有心理障碍的大概占17.5%，其中精神残疾人614万，这是正式报道的，9月份报道的。然后卫生部官员在一次正式会议上，就是精神卫生的专业会议上，回应了专家提出的问题。精神卫生专家提出，我们国家有1.6亿精神障碍，卫生部疾病控制局的副局长孔灵光10月1号做出回应，代表官方，他不回避1.6亿，这个数字据说还比较保守。他说精神障碍有重障，还有一般心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越竞争，社会越发展，速度越快，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问题越多。在调研中我发现，我们上至高级领导干部，下至科技人才和我们创新人才，还有文艺界人士，都有出现心理障碍。如著名的记者，写《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82岁自杀。还有张国荣、三毛这些文艺界人，多了。另外，我们高校名牌大学里面，博士生，硕士生，有自杀的，大部分是抑郁症自杀。抑郁症自杀是什么？一瞬间，多巴胺分泌紊乱，产生错误认知，认为世界跟我没关系，认为我好不容易脱离竞争，寻找宁静，一瞬间做出这样的举止，如果马上给他药，他恢复后，觉得很可笑。实际上，血液当中的多巴胺分泌紊乱，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比较多，不是个别例子，所以就提出，什么叫心理健康。什么是健康的标准？如何评价健康问题？另外，出现这些心理障碍的人，整个城市多于农村，知识界多于工人和简单劳动，高层人员多于低层人员、中层人员，这是一个规律。和心理健康相关的是心理承受力。社会在竞争，在发展，有的人们承受不了，就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比如心理疲劳、情景性焦虑、自我关注和心理困惑。这些问题如果得到疏解，得到化解，就没事。可是有的人碍于面子，不愿意找心理医生，越积越多，变成障碍，障碍变成抑郁症。再进一步发展，成为人格障碍。如果时间再长，还没有得到解决，不跟外界沟通，也不减压，不释放，也得不到指导，最后就变成精神疾病！精神病，最严重的是精神分裂症，整个大脑功能紊乱，对事实做出错误判断，对社会和个人的安全都造成威胁。所以，我也提出一个问题，咱们很多拔尖人才，很有才干，但是精神生理不健康，多遗憾！由于他不健康，创造思维受到阻碍，创新思维也受到阻碍。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关注这个问题。这方面，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我们应该反思。
所以，我讲，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要保持心态的健康，有问题不要回避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再就是药物治疗。有的拔尖人才，有问题吃一些药，吃了就好。像精神分裂者，需要一辈子服药，不服药不行，服药就没问题。我们社会这方面的知识普及不够。我们中国人有回避这方面问题的习惯。说谁精神有问题，找对象也困难，别人不爱搭理。实际上，这跟感冒一样，有时候谁都会出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心理健康。压力导致心理失调，心理失调导致心理障碍，再不治疗会导致精神问题。心理失调，返回到心理健康比较容易；如果心理障碍，返回到心理健康比较困难，如果精神问题，转回来更困难。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
所以，我提出，要从心理层面关怀创新人才！他们压力太大，责任太大，应在这方面多加关注。
当代中国社会再等级化对人才创新品质的制约
段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道路，可以有一些比较。比方说，把民国时期人才的创新品质，和我们这60年或30年创新人才的品质，做一个比较。我想，这其中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人才创新品质不高、不足，甚至不如历史上，不是进化，而是退化了。中国人怎么就退化了？这是为什么？
现在所谓学术不端行为，或者学风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恐怕现在揭出来的东西也是冰山一角，这就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什么是科学？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我们说中国科学和西方的科学不一样，比如，有人讲科学家为什么研究？不是单纯追求真理，还有其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说，追求产业效应、追求价值。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科学既不是学术，也不是产业，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这种科学是什么？似乎它的核心目标既不是学术，不是知识创新，也不是产业创新、价值的创造，很可能是权利和地位这样一些东西，成了学术的主要目标，学术本身反而成了辅产品。这就是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所在。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打破终身制，但是学多方面却延展了等级化, 或者说社会方面有一个再等级化过程，而且这种等级是固定的,有终身性质。具体表现为，人员使用能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比如手下人不能用，没办法辞退。这样实际上就是一种刚性，一种全局性的金字塔等级结构。比如说你的职称，教授，全体东西都是一体化，还跟行政挂钩。而且，学术等级化所有国家都一样，坏在全局性，这种全局中有不同的资本。比如权力资本和学术资本，那就是说，通过权力资本兑换学术资本，但学术资本不能兑换成权力，权力资本成为硬通货。因为这种权力和地位，所有学术界的人都要去追逐。这个背后有两个两难。第一个两难：国家行政主导，科研管理是行政化，科技资源配置是行政化。国家如果不通过行政化推进管理，就没人重视科研。反过来，国家通过行政化来推动科研，实际也不会太利于创新。第二个两难：作为个人，不追逐学术地位就没有资源。但个人追逐学术资源，就影响和制约他创新的潜力。这种情况下，危害不言而喻了。因为是全局性的一种刚性结构，所以，它必然造成一种拔苗助长的现象。比方说，我们科研管理思路，很多都只是原则性的思考，所有东西都是单行线，只要进到那个轨道，永远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进不到那个轨道，就是向往，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东西，逐渐会被边缘化。这样一种体制，这样一种全局性的刚性结构，金字塔似的结构，它实际上束缚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人才浪费非常大的。进入到那个体制的人，很可能是最优秀的。但因为这个体制的刚性和那种惰性，和这种顽固性，所以最后不是起到促进人才成长的作用，而是一种拔苗助长的作用。那就是我们最后可能生产出来太多的学术领导者，学术领袖，而缺乏那种真正具有创新活力的一些人。
我们需要思维上的变革。第一种变革就是说，需要摆脱这种等级化思想。等级化的这种思想，是把所有西都放在一种等级里面，所有东西都看到它的同质性，忽视它的异质性。第二就是要摆脱全局化的思维，所谓全局化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能把它分成同质的部分，所有东西都可以挂靠行政，重同质，轻异质。总之，思维上要摆脱等级化的思想，树立新的人才观，并进行相应制度变革。
因为我们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社会，静态的社会需要定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长期经验积累的，这种长期经验，再过几千年还是有用的。我国在法律方面用的大陆法系，也与农业传统有关。但其问题在于，制定一种原则，不知道这个社会会发展，各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并不是要去反对这样一种等级化。适度等级化，适度程序化，会促进学术发展。但如果全局等级化，制度就陷入僵化。在这种情况下，你尝试了大量的创新，最后还是被全局化、原则性的思维给阉割掉，鲜活世界变成僵化的东西，最后很难实现所谓创新品质的提升。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导师问题
王孝先
（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教授）
今天主要就自己在教学实践当中的一些感受，谈点想法。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院校，院校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更是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摇篮，其中研究生的教育在创造性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联系我们军校的情况，教研队伍中，研究生所占的比重是逐年增高。现在硕士、博士、博士后已占相当的比重，其中大部分是地方院校培养的，一部分是军校自己培养的。从我校来看，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联合国武器核查的专家，有的直接参与日本遗弃化武处理，并被外交部聘为遗弃化武处理专家。有的参与重大活动，像奥运安保，还有APEC会议等等这方面核化生物保障，为我院培育防化人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高学历教研人员，思想不过硬，科研能力差，教学能力差，不能适应部队的建设而被淘汰。
我在退休前后，直接参与院里的教学督导组的工作，每年要听一二百个教员的授课，其中包括研究生的教学。在听课过程中，我也看到，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还是值得关注的。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一部分导师的教学质量不高，创新意识薄弱，集中表现在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没有区别，教学内容的组织，照搬教材，堆积文献资料，无主题，无重点，在教学方法上普遍采用讲授式的教学模式，而且多数是一言堂，满堂灌，读PPT，个别教员上课，无设计，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很随意。研究生导师却不知道研究生教学怎么搞。这样的教学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究竟什么原因？我看有三个。
第一个，我觉得从导师自身看，有主观原因。就是导师自身的思想品质上，缺乏进取精神，基础薄弱，逻辑思维能力差，缺少创新素质和问题意识，对学科中的问题缺少敏感性，缺少兴趣，缺少解决问题的毅力。
第二个，我觉得存在“遗传效应”，就是导师的素质和思维习惯，来自培养他的导师，即导师的导师，他是代代相传下来的。通常我们讲严师出高徒，“教不严，师之惰”。从学生身上看到导师的影子，因此导师师德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导师应德艺双馨，确实把自己的优秀素质传给学生。
第三个，是环境影响。也就是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缺少与之相适应的严格管理机制，传统习惯中没有创新氛围。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生教育发展太快，教学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紧缺，导师队伍良莠不齐。同时还有许多不良因素污染着教学环境，如弄虚作假，剽窃，潜规则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解决。所以在环境建设方面，克服传统习惯和创造创新氛围，我觉得是一个难题，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
创新人才教育的环境问题
党小民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会计师）
最近一段时间，创新型经济是一个热门话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在提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建立创新型经济的问题。实际上这与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党的十七大已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经济，人才起着关键作用。因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才是实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经济重要的智力支持和保证。创新型人才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教育环境。我们目前教育环境是不是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呢？我觉得许多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看一下我们基础教育，基本上都是从小孩出生时就开始进行应试教育的训练。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比较适合于记忆，而且能考试，但不适合于探索。好多地方举办奥林匹克考试的训练，好多学生为了拿名次，把其他课程荒废，拼命进行题海战术训练，所以造成偏科。目前的基础教育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本来创造性和探索性是人的天性，但是基础教育我们把人已经训练成一个机器人了。
再来看看高等教育环境。由于体制方面的问题，依然以知识传授体系为主，大学评价学生的优劣，包括颁发奖学金，依然把分数高低作为决定因素。分数高低由知识掌握决定的，好多老师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教书匠，而不是进行一些创新型教育或者智慧启迪，只是进行程式化教育，从灌输到记忆。当然，老师也花费了大量心血，某些老师也培养了一些适合社会的人才，名师出高徒的情况也有，但不普遍。
第三，看看我们目前的教师考评体系，基本上都是以年度作为考核的，特别是大学老师考评，经常以项目的数量和结果，或者论文数量多少，作为晋级标准。这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因为以项目作为考评手段，老师为了争取项目，他简直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那么，在取得项目后，为了完成项目，目的性就变得非常明确，这种情况先，创新就可能被抹煞。应该说，创新必然与高风险联系在一起，高风险就意味着允许失败，存在失败。申请项目和完成项目，是有确定目标的，科研的风险变成了项目的风险，创新就没法谈起。第二，当把论文数量作为考评手段时，研究者就会为了发表的数量，而忽视理论的含量。没有理论含量的论文，更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总之，目前教育环境制约创新人才培养。当然，在教育环境还没有有效改善以前，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就没有作为呢？我觉得不是的。我们的大学和老师还是大有作为。大学应该发展有利于创新研究的环境，从制度设计上允许失败，因为创新的灵感不一定成功。我觉得创建一种允许重新尝试的环境条件，可以为形成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打好基础。另外，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高等教育阶段应该把基础教育阶段培养的机器人还原成人。其次，应该加倍提高学生对创新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创新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老师更要容忍、鼓励学生在学术上进行质疑和批判。
创新人才观的发展和讨论
叶山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创新人才观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观的革命性变革。我们现在提出培养创新型人才，高等教育要落实这个目标，树立创新的人才观是关键。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人才观可以发现，人才观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和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而创新的人才观是对以往人才观的革命性变革。
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很迫切。当时的需求强调的是“专才”，要求扎实的基础知识，系统的专业知识。表现在高等教育上，就是强调专业课教学。当时培养的人才一大批，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国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信息化导致的产业链的加长，第三产业门类的细化，这个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有了变化。当时由于出现了很多新的行业，新的产业，新的岗位，所以要求人才知识面要宽，适应性要强，专才在这一点上就显得有所局限。所以，相应的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才观，即“通才人才观”，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
通才和专才是相对的，但强调知识面宽，强调岗位适应能力强。就这一点来说，通才相对于专才是一种进步。而且从更深的层次看，通才人才观对我们国家长期形成的高等教育“重理轻文”的倾向是一个转变。建国初期，我们学习苏联，一化三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设工业化强国，所以在高等教育方面形成重理轻文的传统，而且这个影响长期存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么一种观念的反映。提出通才教育、通识教育，可以说对这种观念的匡正。从这一点说，“通才”相对“专才”也是进步。
但是光提出“通才”还不够，这个概念也受到很多诟病，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要在专的基础上，通才有意义，失去专这个基础，通才就成为庸才。如果我们的人才观是“专才”人才观，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人才观是“通才”，我们培养的人才究竟有没有用，就不容易评价啦。这也是“通才人才观”更容易导致诟病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当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但分领域、分层次，还要求全面，不但有理论性，研究性，还要有操作性。为什么很多招工单位不愿意招大学本科生？进来什么都不会，培养你一年会了，他也跳槽了。因而是“专才进来，通才走了”。再一个原因，我国各地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不能统一提“通才人才观”。这时相应提出又一种人才观，即“高素质人才观”和“素质教育”的观念。“素质教育”是相对于“通才教育”提出的，和“高素质”相对的概念就是“低能”。“素质教育”刚刚提出的时候是针对“应试教育”，强调的是“能力”。从这一点说，高素质的人才观对以往的人才观本身又是一个进步，从强调知识本位，到强调能力。
“高素质人才观”这个概念有很大的优势，它的内涵可以不断扩充。比如，如果强调思想道德素质，使高素质人才观又得到跃升，因为不管知识和能力，都是智育。强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智育和德育就统一了，人才观又得到了发展。随着社会发展，高素质人才观不断扩充，心理素质也很重要。现在心理素质也被填充到人才素质概念里面。但是，“高素质人才观”本身也会导致一些问题，原因在于“素质”这个概念自身的内涵可以不断丰富，结果就反而模糊了素质教育的焦点。到底哪些素质重要？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些素质都重要的话，那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就基本上是圣人啦！这样的目标恐怕不大容易实现。所以，“素质教育”对教育实践的促进作用钝化了。
我想，需要反思以往的人才观：从“专才”到“通才”，以及“高素质人才”。尽管他们强调的方面不同，有一点相同的：他们都是“一元人才观”。这和我们国家一千多年的科举文化有关。科举从隋代开始，唐宋元明清， 1300多年，考试往往内容统一，形式统一，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元人才观”。要突破一元化的人才观，关键在于“不强调全，而强调特”。“高素质人才观”并没有改变“一元人才观”。
克服“一元人才观”的缺陷，要强调“特”，这个“特”不是一般的特点，不是某一个专业特长，不是某一个素质，不是某一能力，如果那样又回到“专才”了。这个“特”就是“创新”，强调这个“特”的人才观，就是“创新的人才观”。
比较而言，有“专才”才能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专才不等于创新。有广阔的知识背景，有素质，可以创新，这也毫无疑问。但是，创新不是把各种“素质”机械地组合在一起。所以，“创新”是在这些素质之上，有了一个更高维度，有了新的评价人才的标准，这就是创新的标准。所以，在创新人才观这个标准下，专才，通才，高素质人才，不是彼此分立，也不是矛盾的。那么，理论型，研究型，操作型，也都只是人才的类型而已。能不能创新，才是问题之所在。所以，“创新人才观”是对以往人才观的革命性变革。创新人才观，值得我们实践之，落实之。
要扩大创新方法研究的范围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创新方法现在是创新领域比较热的东西。创新在中国热了很久，创新、创业，都研究了。最近比较热的是创新方法。创新方法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有方法论指导。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感觉到目前还是有些问题的。
我这里讲两个问题，一是庞杂零散。也就是现在创新方法研究在各个学科里都有，很多学科相互隔膜，自成一套东西，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是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目前集中研究科学方法，还有创新思维。现在还有一个比较热的是TRIZ理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狭窄的。
为什么会这么狭窄呢？因为目前对创新方法的研究，用“科学方法论”这个范式，导致出现上面的那两个问题。那么这种范式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对方法的逻辑化、科学化程度要求太深。第二个，这种范式缺乏灵活性，思考规则比较僵硬。第三个，过度强调自然科学。创新实际上不光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甚至非科学、宗教都有创新。用“科学方法论”研究创新，会忽视自然科学之外的一些思想。这种研究范式，过多强调普遍性。实际上，某一个方法，在某一范围，某一学科，局部地方有效，别的地方不见得有效。过度强调普遍性的方法，和真实的创新活动有一定的距离。研究者思考科学“应该怎么做”，但实际上的创新并不是“这样做”的。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很难应用到实际的创新活动中。
这样，我们提出“助发现研究方法论”，也就是说，把所有对创新活动有帮助的，都视做创新方法。这样看，创新方法不仅是普遍、规范、确定的一些东西，而更多是启发性的、帮助性、知识性的东西。我想，除了重视逻辑的东西，也要重视心理、制度层面的东西，以及文化上的东西。只要对创新方法有帮助，我们都能把它称之为“广义的方法”。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之下，我们首先扩大了问题，不光是研究传统认识论的问题，还有心理的问题、创新制度的问题、创新文化方面等。总之，创新方法研究要扩大问题域。
除了扩大问题域，还要研究“助发现方法”。也就是说，“方法”也可以扩大。一般来讲，创新方法的正面研究，就是对一些成功创新的案例进行一些总结。有个体的总结，比如卓越的科学家，对其创新方法进行总结。我们也可以研究某一群人，如中科院某个群体，也可进行总结。还可在更大的视域，比如对某一类技术创新的方法进行总结，其实TRIZ理论就是对专业的创新方法的总结。
我觉得创新方法，实际上可以做反向的研究。从反面看创新就是破旧，我们研究的就是破旧，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克服一些思维定势，就是从反向研究创新方法。反权威、反传统的创新事例就有教育意义。还有对失败案例的研究，对错误的常识和惯性思维的研究等。
还有，可对新奇、另类的东西进行研究，这对创新方法研究是有启发的。综合性研究也很重要。很多学科可以整合起来，不能简单拼凑，而是把各个学科的创新方法资源整合成一个合理的、有逻辑关系的完整体系。这是从学理上做工作。像系统论，从系统某一层次研究人类，研究整个世界。实际上，创新在人类活动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时期，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可以提炼创新方法研究的共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创新方法研究的视域和学科覆盖域。
STS教育与研究生培养
张明国
（北京化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前段时间在北京召开“京津冀协调发展研讨会”，由北京、天津和河北共同举办，叫“三地两会”，是科协、社科联主办的。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个活动的主题，已经跟北京市科协的思路一致了。
我这个课题有两个背景：一是我承担北京市教委一个课题，就是STS研究生创新能力，是创新素质的培养。二是创新型经济有主体，年轻人是主体中的主体，我又是从事理工科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的教师。长此以来，我在这个方面做了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想讲“综合创新能力”的概念。“综合创新能力”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不同专业和领域，有不同的“综合创新能力”要求。因此，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有不同的素质能力要求，也要采取不同的培养方法。
培养方法有多种，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是其中之一。STS包括两个部分。在日本，STS包括STS研究和STS教育。日本STS搞得很红火，中国应吸取其经验。STS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学生和市民掌握与科学知识有关的问题，树立科学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日本人关于STS教育的目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扩展知识面，一个是培养综合交叉能力。其教育方法有高度灵活性。
STS的教育有几个不同。一是与理工科教育不同；二是与政治思想教育、人文思想教育也不同。STS教育注重专业知识，但也超出具体专业领域，使研究生不再厌倦理工科，可以解决人文教育过于空洞的问题，有助于克服政治思想、专业教育两张皮，可以促进专业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相融合。从STS教育入手，对研究生政治思想理论课进行改革，有很大好处。龚育之先生说了，提高科学素养，需要增长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至少掌握一门或几门具体的科技知识。其次是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包括科技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我想龚先生这些期望完全可以通过STS教育来完成。
那么，STS教育怎么培养“综合创新能力”呢？ STS教育吸收了人文社科新成就，很强调意外发现的能力、直觉的能力。还培养从社会角度对科技成果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另外，STS教育注重研究能力，还有其他的能力。但根据我教学几年的体会，在培养研究生综合能力方面，存在好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有许多原因。一是引进苏联教育体制的负面效果，就是分割的专业布局。二是市场经济初期“功利价值观”的影响，采用单一的大学评价标准。三是我们学位制度方面的欠缺，就是国务院学位体系中没有学科定位。所以，这使STS教育非常难堪。四是大学校长自身的素质和办学理念问题。比如，理工科大学的校长，只注重理工科专业素质建设，只注重强势专业的投入。由于官本位的教育体制，使STS教学研究很尴尬。
我认为STS教育在国外红火，比较热起来啦。我国与美国、日本比，STS教育学科没有独立出来，教师比较少，投入也比较少。看我国国内，是中学红火，大学萧条。点击网站，点击中央教科研所，可以看到，中学STS教育很红火，大学STS教育没有研究队伍，大部分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教育工作者担当STS教育，虽是勉为其难，何不幡然改进！为此，我提出以下对策：第一，培养STS教育的研究生。第二，开办STS教师进修班。具体还有很多对策，大概共有13个，这里不一一列举啦。总之，STS教育路漫漫，综合素质培养是长征，领导主观意识更新很重要，利益格局突破很重要，培养一种允许失败的社会环境很重要。当然，我们STS教育工作者要有奉献精神，自觉自愿推进这项事业，迎接收获的秋季和不远的春天！
北京的人才流动状况—提问和思考
任定成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现在全民讲创新，我感觉很高兴。关于北京人才流动，我提出几个问题，在这儿请教各位。
第一个问题，北京是中国人口流动最大的都市之一，在这样一个人流速度很快、规模很大的区域里面，我想问一问我们北京市政府，就是北京的人口流动是一个什么状况？比如讲，创新型人才有什么标志，怎么叫创新型人才？指标是什么，我们有了这个指标，我们再看看哪些人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即北京市高校培养的，哪些是外地培养的，跑到北京来的。北漂，有呆下来的；而北京市培养的人又到外地去了多少，做了创新型人才。比如到深圳、到上海的有多少？为什么？刘老师（大椿教授）上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将来我们的中国梦就是洋人都想着拿中国的绿卡，其实外地人都是想拿北京的绿卡。现在各地的人到北京来读书，来做“北漂”，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留在北京。但到底有多少人？文化程度是什么？教育背景是什么？原来职业背景是什么？他的成就是什么？他怎么到北京来？我们有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总之，这是“外地人怎么到北京来”的问题。
还有，北京的教育系统、产业系统、行政系统，军方的系统，有很多人官不当了，跑到外地赚钱去了。那么，北京市的人口里面，这几个系统里出了多少经济创新人才？这些人才是怎么养成的？这些人才怎样扩散到外地去的？
再看，北京有很多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雇员有洋人，有北京的土著。但这个现象很有趣：上海的餐馆里面有上海土生土长的服务员，到天津的餐馆了也有土生土长的服务员，北京就没有，或者很少，都是郊区的，外地的，为什么？北京人都是爷，他不伺候人，他让别人伺候他，这跟北京的文化有关。
其实北京在一些方面很落后，北京很多观念比外地都很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北京的某机构征求意见，根据北京市的“十一五”目标，是把北京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要为这个目标服务。各个部门要拿出意见，大家说，国际化大都市什么样？不知道。怎么做才像国际化大都市？不知道。
我觉得北京很土，当然我是北京里面最土的一个。所以我就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创新经济人才的指标是什么？标志是什么？说不出定量的，说个定性的。第二，北京市有多少创新型人才？包括小企业、小老板，这种人才到底有多少？他们是怎么样养成的？他们的教育背景是什么？成长背景是什么？职业背景是什么？第三，这些人是怎么流动的？还有外国人、中国人、外地人，构成是什么状况？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懂的问题，在有关报刊上也没见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提出这几个问题，来就教于大家。
自由讨论（要点）
-----城市与发展
卢继传：刚才听发言，北京城市搞大好，还是搞小点好？这是一直争论的问题。在前两年从曝光过，将来把全国变成50几个省，而不是30几个省，但后来没形成决议，内部没有讨论，实际上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在信息社会里面，城市搞大没好处。信息社会来说，快得不得了，城市扩大以后很麻烦，非常复杂，土地的浪费，管理的复杂性很大。到欧洲去看看，法兰克福是欧洲大陆交通的枢纽，90万人口。做过首都的波恩，一直保持27万到28万。所以人口太多，挺难办。但是，我们中国想搞大，有些说法也是莫名其妙。比如上海规划1600万，北京就规划1650万。为什么首都要弄大一点？现在很重要的就是城市发展，我觉得要定一些需要研究的题目，组织一些专家来研究。比如，城市化将来加速，我们现在只有45.7%，国外有80%到90%。如果是大部分人口都在农村，那中国怎么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呢？不是笑话吗？都是农民能成为强国吗？不可能。所以，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城市化怎么搞起来呢？按道理应该是先工业化，再到城市化。我们是工业化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来搞城市化。你看我们的规划挺乱，所有中国的城市都差不多，就那个模样，互相攀比，互相学。这几年有点变化。所以，城市问题是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这很重要。我们过去存在很多错误的理论，比如“经营城市”，这个理论非常错误！经营城市，变成土地换资本，换投资，哗哗搞起来，有功劳，但对城市破坏非常严重。
还有政府问题。现在中央提出一个转型，谈了多少年，政府还是中心，市场价值、市场资源启动很少。民营企业被淡化了，国有企业受重视，这是我们都围绕一个经济目标。中央推出政策的时候，有些不一定考虑得全面。我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能不能研究一些重大的问题，对我们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李建军：北京市提出创新型城市的战略，或者叫创新型首都。另外，北京市科委搞创新型乡镇，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叫创新。核心是以科技促城市发展，促农村发展。前面讲知识经济没错，我理解，创新经济是知识经济的一个新高度。知识很重要。一谈到知识经济，大家就强调，那些知识较多的人应是社会的核心资源。但是，我们讲创新。从北京市政策来看，创新是知识的活用，也就是要把知识转化成一种资本，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也就是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北京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工业化占的比重小，服务业特别多，服务业提到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技术转移，知识资产的评估等等。现在北京要发展，除了餐饮业、一般服务业等基础性行业外，在价值链上要追高端。必须强调高技术产业、研发、教育这些产业，另外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等，它们高端化，价值增量最明显。国外有些公司卖创意，卖知识产权，不做任何生产，因为它们有知识产权，像高通公司。微软公司直接卖服务。这里关键是什么？他们有知识，更能把这些知识转化为财富，创新知识。北京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也较多，并非这些人力资源都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要想办法让这些人力资源发挥作用，让这些知识资源转化成现实经济，驱动发展。
张明国：关于迁都的问题，我看有不同模式。比如德国，在历史上老迁都。城市发展模式也有不同。第一个是我们的大型化趋势，第二个是西方国家目前发展的小型化趋势。如果在北京和天津中间搞一个京津都，不但不小，而且大，这个东西实质没什么变化，还是这么多人口，不解决根本问题。
迁都涉及城市化观念和生活理念。物质发展了，制度和精神跟不上，就产生滞后效应。所以要创新，要从根本上来考虑。我觉得希望城市发展应该多元化。西方也在探讨。日本东京原来规模大，连着卫星城。我们中国都在搞大模式，似乎不是未来的模式。
--------创新人才培养
卢继传：刚才有几个发言，关于素质人才和基础教育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基础教育就是应该放松，小学作业也不用做了，这是误解。我认为知识和素质培养不是对立的，无知怎么会道德高尚？有知识才可能有道德！所以基础教育很重要。关键在学生知识广博，有多种兴趣，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专业以外的知识非常重要，它启发你开窍。所以，我们先在你感兴趣的知识里面找问题，比如看看社会科学的东西，看看别的东西，也有用。还有思维的训练，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科研能力，这都很重要。还有树立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理想的问题。这个些问题，基础教育都能得到解决。知识教育，很多知识要牢靠，我们现在学生的知识就是不牢靠。过去我们在人大读书的时候，马克思《资本论》中那句话怎么讲，在第几页，都能说得出来，现在很多人都说不出来，引文也非常不严格。还有科研能力的训练，有些说法的依据在哪里，这都是基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感到应把基础教育作为素质培养非常重要一个阶段。
再谈谈制度。现在国外的创新人才培养，是有制度保障。它最重要的是有比较宽松的政策，比如说剑桥大学曾获80多个诺贝尔奖，它的生物研究室有60几个人，就有6、7个诺贝尔奖。这在我们中国不可想象。这个有机制的保障。有人问研究室的主任，你能培养6、7个获奖者，你怎么培养？他说，我抓人才，抓创新人才，我给他提供平台。我们现在提供平台非常困难，谁给我们提供平台？社会哪能提供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墙内的花墙外红，墙内花很难开，这个我想很难改变。一个人出人头地，别人心里不舒服，这个环境就不好。事实上，我们很多人才悄悄做事，不敢吭声，因为你太早冒出来会被压死，所以我们创新人才，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必须有制度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说得诺贝尔奖。我在人民日报主持版面，曾经有一篇文章，赵红州同志写的，提出中国要建立培养诺贝尔奖这么一个制度，送给科学院审查，有些人说闲话，说诺贝尔奖我们不稀罕！你说这样的思想状态我们还能培养诺贝尔奖？我们要制造一种氛围，要呼吁知识人才的成长。
李传俊：在汶川地震以前，温家宝总理召开拔尖人才座谈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上世纪30、40年代那些拔尖人？比如说大师吧，像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王淦昌，李四光，这都是解放前，30年代、40年代培养的，以后为什么没有？这是理科方面，文科方面没有出过像矛盾，鲁迅，巴金，曹禺，老舍等等这些大人物没有？包括哲学家。请了一批大人物谈，后来谈着谈着，地震了！温家宝去处理地震这个事了。地震完了以后，接着座谈。我前几天见科协的袁秘书长，叫袁正光，他告诉我说这个会，第二次会又开了，听说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政策要宽松，没有政策上的宽松人才出不来，希望中央给更宽的政策和一种氛围。
再一个是导向问题。官本位，这个导向不对，不能走这条道，跟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另外现在公务员热也不正常。说句老实话，拔尖人才不应该考公务员去，这个导向不对。最高的人才、最有能力的人才，应该干什么？应该搞科研，搞教学。而目前的指挥棒呢？导向公务员，几万个人考几个公务员。公务员就是办事员，而且公务员最限制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它是一层一层，科层制管理，一级压一级，你处长，你想创新思维，你迈过司局长那怎么行？犯大忌！这种模式、这种导向不正常，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
任定成：什么是大师？没有人给出我们一个指标。国际上有什么标准判断他是大师？没有。我们讲科学成果，有可检验性，这个证据要经得起人家反反复复批判。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基础问题。考公务员的，是不是优秀的人去了？我们这个标准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些根上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卢继传：温家宝把教育说得非常重要，他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科学跟教学联系在一块儿，教育是国家之本。这个很重要，但是教师也存在一些问题：热爱专业、研究专业的少，固步自封的多；擅长与学生沟通的少，敏感虚荣的多。我觉得提高教育的地位，尤其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如果以金钱作为衡量，香港一个教授恐怕比内地一个教授多7、8倍到10倍，差距很大。老师得到尊重，不能空头说，不能说我尊重老师，可是发工资的时候就不尊重，这不叫尊重。尊重有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的问题。我们的教授，付出了多大心思，培养了多少子弟，无声无息。我觉得老师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现在中国老师这种荣誉、这种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其实人不是主要靠钱，他最重要的是能得到这个社会的尊重，这是最重要的。知识还没有得到尊重，教育还没有得到尊重，只有官化了才能得到尊重，这个问题要改变。不改变，教育永远培养不了人才，需要呼吁一下。
任振球：中国经济效益非常大的自主创新，至少有30多个。哪些是创新，怎么来判断，他怎么搞出来的？我做过考察。首先一条，这些人有意无意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结合现代西方的高科技知识，分科知识，结合起来了。中西两种文化各有利弊，要把中西两种科学思想的优势融合互补，可以产生重大突破。创新教育，首先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启发式的教育，能提出问题，因为能够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要培养这种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出问题，特别是复杂问题，要问个为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博和专要结合，光专不博结合不起来，光博没有落实到具体问题，两者要统一起来。现在大学教育，博的问题还是很重要。比如搞交叉研究，不是靠书本，而是带着问题去学，去钻，涉及哪个学科就请教这方面的专家指点一下，帮你把路子走通了，很快就掌握了。因此，不是说所有学科都得了解，你需要哪一部分就去掌握，这里有一个窍门，才能出现重大创新。
马建波：我今天听到很多专家观点很有启发，坦率说，有些人观点我同意，有些人观点我非常不同意。刚才任定成先生的发言我很有启发，我不反驳，补充一下。可以说一个问题，然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是什么问题呢？任先生刚才讲了两点，一个是说创新人才指标，然后又讲大致的标准。实际上这两个的意思一样的。我要问的跟这个相关，是说我们今天讲创新型经济和创新人才，创新是什么？创新型人才培养怎么培养？创新是不是一种技巧？或者一种方法？本来我们不具有，去学了，就具有这种能力或方法了？我觉得答案不是这样的。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实在的故事。前两天带我儿子去公园，旁边一个家长带他的小孩在那儿画画，那个小孩选了警车，然后涂各种各样的颜色。涂到保险杠的时候，这小孩要拿红色涂警车的保险杠。他的父亲就坐在旁边说，警车的保险杠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是红色的吗？小孩说“是啊”。然后父亲就更严厉了：是吗？结果小孩想想，原来见过的警车保险杠是黑的。就回答说：是黑的。他父亲就讲，那你应涂什么颜色？小孩只好涂黑色了。本来，他是想涂成红色的，但创新被“追求正确”的目标扼杀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其实创新不是方法，也不是思路，也不是某种能力。创新这个东西就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关键问题在于，人的创新是不用培养的！关键是怎样把我们的文化传统加到人身上的各种束缚，删减的越少越好。这样，人们也不需要提什么创新不创新了，因为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做什么，然后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这个事情。这我觉得这就是创新。
所以我的结论是说，创新不用培养，其实每个人都会。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小孩子三四岁以前，最喜欢说的三个字就是“为什么”。但上小学后，这种机会就越来越少，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少。上高中基本不会提问，上大学可能更不会提问了。所以，这时候，它的本能，本性已经消磨掉了。社会文化中有很多不利于创新的东西，人本能的创新气质应该能够延续。应该解决一些体制上的问题，胜过“培养”创新的能力和方法。简单地讲，如果社会的人都有了自信，有主人的地位和意识，人的创新精神就是不言而喻的，没必要这么多人关注，这么多人去讨论。这是我的浅见，抛砖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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