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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前沿动向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梁正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于2018/07/11

  核心阅读
  从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理论与实践前沿动向可以看出,新时期全球创新研究与实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在我国科技与创新事业发展迈入新阶段,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原创转变的今天,亟须加强对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实践,着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支撑创新型国家与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研究有哪些新进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出哪些新要求,在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背景下推动创新型国家与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又面临哪些新挑战,需要采取哪些新举措?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前沿动向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独特机构的组合,它共同或单独致力于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并为政府提供一个制定、执行政策以干预创新过程的基本框架,是一个创造、存储和转移知识、技术和技能的相互联系的机构系统。
  总结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新进展。
  从“创新系统观”向“系统创新观”的转变。第一代创新政策即研发与规制政策,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80年代,大致等同于科学与技术政策,通过政府投资于基础研究与开发活动等方式,促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第二代创新政策即国家创新系统,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注重解决创新过程中的“系统/结构失灵”问题,其政策框架致力于促进创新体系内各类不同主体之间的学习与互动,刺激新知识的产生及其在创新体系内的充分流动,引导商业化实施并建立创新创造和成果运用之间的桥梁。在前两代创新政策框架的基础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4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系统创新”的概念,指出创新活动除了面临“市场失灵”与“系统失灵”的障碍,还面临着“方向不清、需求不明、协调不力、反馈不足”等难题,而这些均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创新治理机构的作用发挥密切相关。因而,创新治理机构应当通过战略性选择与有效治理手段驱动“系统性变革”或称“系统创新”。系统创新是应对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城市化问题,人口控制,医疗卫生问题,移民问题等)的重要手段,强调为系统性的变化提供转型中的管理、政策上的调适。这对于创新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当决策的影响包含了科技部门或创新治理机构直接职权范围之外的领域时。系统性的创新需要关注与解决系统中某一特定方向的挑战(如医疗健康、交通运输和能源利用等),而不是推动齐头并进的、没有针对性的“创新”。系统创新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包括了监管、标准、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和需求端政策、市场机制、教育系统等,同时也需要管理和克服反对改革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新政策的试验和研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常规创新观”向“变革创新观”的转变。在之前的创新研究中,无论是基于“线性模型”还是“创新系统模型”(复杂线性模型),总是假定外在的宏观环境、特别是技术—经济范式不变,而这一假设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范式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如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普遍应用)的今天已不再适用。由此,以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为代表的一批欧洲学者提出“转型性变革(Transformative Change)”理论,这一框架建立在一个理论出发点之上,即创新的收益并不确定,创新成果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超过其收益,带来总体上的不利影响。“转型性变革”对治理者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包括应当充分利用创新的力量,同时将创新放到道德、经济等背景下进行整体把握,提供创新的方向,关注可持续创新和包容式创新,在创新活动之前和之后均需注重生态和社会议题的管理。
  从“单一创新观”向“包容与可持续创新观”的转变。之前的创新研究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创新带来的商业价值,忽视了其社会价值,强调了创新的财富创造效应,忽视了创新的财富分配效应(如收入不平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能源、环境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全球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高度重视,德国学者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理念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创新系统概念,并指出:首先,为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治理的要求更高了,非如此不能颠覆长期以来不可持续的技术路径。例如,对于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技术,政策需要在其达到商业可行性之前很早就给以支持,并且由于从技术研发到商业化的周期相当之长(甚至10—20年),需要决策者在技术尚不确定、各种相关利益者偏好相左的情况之下就作出“选择性支持”的决定,以引导未来发展方向、稳定创新主体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预期;其次,创新政策在加速绿色技术的部署中必须内化环境成本到经济决策过程中,以解决由旧有技术—经济范式和要素价格体系(廉价化石能源)导致的“市场失灵”。再次,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路径受到政策的强烈驱动,还容易为社会偏好所影响(如对核电的排斥),从而导致各国在技术选择与政策范式上呈现更大差异性,为国际协调带来困难。
  对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与创新政策实践的启示
  从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理论与实践前沿动向可以看出,新时期全球创新研究与实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在我国科技与创新事业发展迈入新阶段,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原创转变的今天,亟须加强对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实践,着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支撑创新型国家与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加强对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创新治理体系与创新政策体系的理论研究。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引入中国并很快应用于政策实践,进入新时期,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单纯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与经验已远远不够,需要针对中国问题、中国特色、中国情景提出我们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政策理论。
  首先,应加强对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比如以满足国家战略目标、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指向,以国家实验室、公立科研院所、一流大学、骨干企业为主体的“使命导向型”创新体系的研究;以参与全球竞争、引领产业发展、最大化创新回报为目标,国有、民营、外资高科技企业为主体,应深度嵌入全球产业与创新价值链的“开放型”创新体系研究;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共享”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战略规划与基层活跃创新作用的“可持续”创新体系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等。其次,应加强对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研究。如前所述,国际上“系统创新观”“变革创新观”“可持续创新观”等前沿理念的提出,均需要创新治理的转型予以配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同时,在创新日新月异、问题空前复杂、社会高度敏感的环境下,政府面临信息不足,能力不足,应对不力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点在科技创新领域尤为突出。如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领域,既有治理架构部分失效,各国均在探索实验,亟须加强研究与应对。再次,应加强对中国既有创新体系建设与创新政策实践中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改革开放40年,科技创新是“中国奇迹”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既不应讳言取得的成绩,也不应回避存在的问题,而应当从实际出发,本着客观的态度深入研究总结其中的规律,提出中国人自己的、对“中国创新模式”的理论解释,如“举国体制”的优势与适用条件,政策“试点”、示范、学习与推广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作用,高新区、科技园区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最后,应加强对科技创新规划、政策、管理、评估等方面先进方法与工具的研究与应用。包括技术/社会预见、颠覆性创新项目管理、政策设计与实验等。
  把握机遇,补齐短板,推动建立颠覆性科技创新项目组织实施机制。在理念层面,要深化社会各界和管理部门对颠覆性科技革命重要性的认识。颠覆性科技革命既是前沿知识突破引领的科技革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颠覆性方式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需求的社会变革。因此,以前沿科学和重大现实需求为引领的重大原创成果,将是我国争取和把握颠覆性科技革命重大机遇的基本面和立足点,也是应对未来科技与国际竞争的关键。宏观层面,要着力从研究议题设置、知识与创新链条衔接上解决颠覆性成果产生、转化与应用问题。创新机制,将企业界、主管部门引入到基础研究资助方向论证、规划制定、指南编写和过程管理与评价中来,将能够创造性解决当前和未来重大经济社会需求、激发原创性成果作为基础研究布局与支持的重要方向。有效利用社会创新力量与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战略引导、需求创造、政策激励鼓励企业从事前沿科技与基础研究。在微观层面,要着力构建更加符合颠覆性创新需要的基础研究组织实施机制,持续产出颠覆性创新需要的原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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