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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全球智慧 解发展难题 ——科技创新智库的中国样本初探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梁正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发布于2017/02/28

  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进程,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对全球先进经验与知识的学习借鉴、消化吸收直至转化创新的过程。而决策咨询体制的建立,科学学、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一批带有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出现,在这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以创新为引领的五大发展理念,标志着中国将在 “全球创新共识”的大背景下提出中国观点,提供中国方案,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智库如何应对这一宏大命题,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实践。
  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政策体系演变历程回顾
  过去30年来,中国科技创新领域重大政策的出台均伴随着体制改革,据此,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科技政策体系初创期(1985-1995年),以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为标志,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依靠、面向”方针提出,拨款制度、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相继推出,主要科技计划和科学基金设立,竞争性拨款制度确立,技术市场建立,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
  科技政策体系成型期(1995-2006年),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发布,科技计划格局基本形成,资源布局进一步向优势机构和大型项目集中。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发布,着力推动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科研院所转制全面启动,高新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作用显现,科技体制改革与政策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2000年特别是2003年之后,在加入世贸组织,面临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提出自主创新,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深化发展期(2006-2015),以200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和配套政策颁布实施为标志,明确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发展目标,在政策范式上实现了从科技政策体系向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转变。以配套政策为例,相较科技投入、技术转移等传统科技政策,财税、金融、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人才政策等占到更大比重。
  创新发展期(2015年至今),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颁布,科技体制改革进入“破旧立新”的新阶段,以科技计划管理体制、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体制、科技成果和人才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创新取代科技成为更重要的关键词,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支撑创新的生态体系,成为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创新发展理念“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政策当中,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对科学、技术与创新活动认识的逐步深化
  在中国,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学科如科学学、软科学等,其学科建立与发展一方面体现为对科技体制改革重大需求与挑战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在实质上推动了以相关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家队伍为主体的政策咨询体系的建立。根据美国学者的认识,科技政策一方面体现为政府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科技议题。而在中国,这两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相关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科技创新,特别是政策研究机构的作用发挥。
  (一)科学学研究: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重新认识
  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源头来自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西方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等一系列学科。一方面,科技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需求推动了思想认识的深化。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等一系列重要命题。“科学的春天”带来了思想繁荣,推动了学科发展。1980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1982年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批科学学研究机构、人才和队伍。另一方面,正如吴明瑜先生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一书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工业园区、“创新”、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等概念的引入和提出莫不如此,产生了深远的政策影响。
  (二)软科学研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
  1986年7月,首届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万里做了题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著名讲话,引起热烈反响。以支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目标,软科学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管理”奖项被“软科学”奖项替换,一系列重大软科学成果如“若干重要领域技术政策”、“中国人口控制”等获得奖励,成为软科学历史中的经典,对相关领域重大战略和决策,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软科学的理论基础包括系统科学、决策科学与政策科学,在支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咨询体系的形成,乃至相关智库的发展播撒了种子,奠定了基础。
  (三)从知识经济到国家创新系统:科技创新认识范式的转型
  1996年,OECD的著名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出版,1997年我国学者即将其翻译介绍到国内。同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提出了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1998年6月,国务院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2006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明确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当中,以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创新政策智库,以及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等学术共同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技部调研室、中国科协调宣部等研究和主管部门,在相关概念的引入、报告的译介、国外经验的介绍、国际前沿的跟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切实推动了从科技到创新的观念认识和政策范式转变。
  更加重要的是,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的政府部门、领军企业、社会公众,包括科技创新智库,对科学、技术、创新及相关政策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已经从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发展到“创造性转化”的阶段,基本实现了与国际研究与实践前沿相同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失败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创新共识”的兴起,美国科学界继续推进对科技政策方法学(SoSP)的研究,力图为政策制定提供坚实基础;欧洲学者倡导创新政策范式转型,提出系统创新、变革性转变(Transformative Change)、可持续创新系统等一系列新认识;以OECD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将创新治理,特别是重大创新议题的全球治理置于首要位置,致力于通过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而在这一轮“智力竞赛”中,中国终于不再缺位。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国家层面提出推动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关研究机构、智库和专家探索构建创新政策方法学,创新发展政策学研究框架。
  应当看到,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历程,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智库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集全球智慧,解发展难题的过程,而在新的起点上,中国的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智库,也必将为全球发展与治理作出自己的智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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